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 ——来(2)_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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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 ——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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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基础秩序的维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运转都是建立在对社区公共财力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基础之上的。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政治”特点[11]，即正式的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在县以下则是经由乡村士绅进行治理，秦晖先生将这种学说的核心观点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2]。社会史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宗族组织的作用发挥，实则依靠族田、祭田、义田等宗族层面的公共财力支撑，对族田、祭田、义田等社区公共财力的管理和使用，与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紧密嵌套在一起。宋代以降，国家通过“旌表”和“议叙”政策对族田、义田给予了官方的肯定和支持，以充分发挥其“敬宗睦族”的作用[13]。另有论者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为宗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传统村落边界并不清晰，村民之间只是存在基于利益计算基础上的松散合作，而没有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意识。而地域性的社会体系则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具有实际意义的基本单元。如施坚雅提出“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作为社会体系，基层集市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农户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关[14]。杜赞奇则发现地方的“权力文化网络”，包括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组织等。此外，亦有研究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现实基础，传统村落往往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状态。尽管存在着上述关于“村落共同体”性质的不同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宗族作为社区的基本单元，还是其他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秩序的载体，公共财力（资源）都是基层共同体，以及相应的伦理秩序、道德秩序运转和维系的重要基础。

依此视角来观察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则不难发现，作为乡村社区公共财力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在此过程中的式微，对“村落共同体”的衰败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还应看到，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固然对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结构与形式构成了否定性力量，但如何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构“村落共同体”，恰恰是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与经验命题。

三、从找回“村落共同体”的视角理解再造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亦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指的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归农村社区成员共同所有，共同劳动，并共同享有劳动果实的经济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造传统乡村经营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重构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升为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互助社、初级合作社、中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几个阶段以后，乡村社会逐步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共同参加劳动，参与分配。经历了“十年动乱”以后，旧有的人民公社体制难以适应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要求，随即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农村改革。改革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各时期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颇有不同，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集体经济式微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农业部经管司2015年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2014全部统计的58.4万个村中，有超过半数的村属于集体经济空白村，有接近77%的村集体经济无收入或集体经济收入小于5万元，其中中西部地区的贫困村中有接近八成属于集体经济“空壳村”[15]。

前文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经营形态重回“家户经济”的传统，但以乡村集体经济为表征的乡村社区公共财力建设并没有形成稳定的保障机制，遂导致乡村社区公共事务运行困难、社区凝聚力弱化，基层社会出现较为普遍的“涣散”景象，集中体现为在城乡构造急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出现了“多重问题”并存的现象，如乡村社会的涣散无序、道德滑坡，乡村社区的分裂、冲突，以及乡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的下降。从每一种具体问题来看，固然有各自的成因，但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村级治理体系难以提供一套稳定的秩序，规范村民的行为，实现社区的凝聚与和谐。社区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的公共财力决定了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和社区的福利水平，公共财力的经营、管理、使用和分配也是扩大社区参与的过程，围绕着公共财力的经营、管理、使用和分配，需要建立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形成相对完善的治理架构。就此而言，围绕着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直接改善社区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同时能够推动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