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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井荷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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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本近代作家永井荷风（1879—1959）的文学创作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1902年因发表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地狱之花》而一跃成为文坛知名作家，1908年荷风从法国归国后先后发表了《归朝者日记》《法兰西物语》《美利坚物语》等一系列作品，被森鸥外推荐为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并主编《三田文学》，跻身于当时日本文坛一流作家之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大批留日学生归国，掀起了日本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的浪潮，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高度评价、介绍永井荷风的唯有周作人一人。①1980年以来，我国的荷风文学翻译和研究掀开了新的篇章，不仅出版了荷风的散文集和小说选集，研究者也开始把永井荷风纳入研究视野。本文将以1980年为界线，考察我国永井荷风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具体态势。

二、1980年前我国对永井荷风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

周作人1918年在北大做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永井荷风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方面的功绩，还多次引用荷风的散文，并且翻译了荷风散文集《晴日木屐》中的《地图》一文，发表于《文饭小品》1935年第5期。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我国1980年以前翻译的唯一一篇荷风的作品。

《周作人自编文集》中与荷风有关的文章总计21篇。其中《日本管窥》《画谱》《凡人崇拜》三篇仅简单提及荷风的随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与《明治文学之追忆》主要介绍了荷风的文学功绩。周作人把他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先驱小杉天外作对比，肯定了永井荷风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运动中的功绩。自然主义文学运动退潮后，日本文坛各种流派粉墨登场，异彩纷呈，周作人认为原来的自然主义分化成享乐主义（唯美派）和理想主义两派，享乐主义中“永井荷风最有名。他本是纯粹的自然派，后来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成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所作长篇小说《冷笑》是他的代表著作”②，周作人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对荷风文学深刻的理解上的。

其余16篇文章按照内容又可以分成译介与引用两大类。《冬天的蝇》和《东京散策记》篇名直接取自荷风散文集名，可以看作是荷风两部散文集的书评。周作人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讨厌荷风，是因为他《在东京散策记》中对日本明治时期肤浅的文明开化的讽刺。周作人读荷风《市河先生之烬录》发现市河先生竟然是自己留学日本时的日语老师，于是作《市河先生》以表达缅怀之情，文中直接摘译了荷风《市河先生之烬录》中的某些段落。周作人《煮药漫抄》摘译了晚年荷风在《十九岁的秋天》中对少时家中洋溢的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的描述。周作人由屈山翁“民未知义，以淫词为依归，可悲也”的感慨联想到了荷风《东京散策记》中的《淫词》一文，周作人认为屈山翁与永井荷风都“对于民众的行事颇有同情之处”③。荷风避世隐居期间沉溺于江户艺术的世界，荷风认为认葛饰北斋创作《隅田川两岸一览》时还没有受到中国画的影响，他在此画册中“对于文化初年江户之忠实的写生颇能使我们如所期望地感触到都会的情调”④，周作人从中得到共鸣，感慨中国画中正缺乏北斋的写实精神。周作人在《柿子的种子》引用寺田寅彦认为民谣是“地底下发出来的祖先之声”，“含有暗淡的绝望的悲哀”的评价，与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对木版画色彩评论相互辉映，荷风认为木版画的色彩“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⑤。周作人认为“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然后引用了永井荷风关于浮世绘和江户木版画分析后，得出民族文化的代表在“小胡同大杂院”，这是“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⑥。周作人的《大逆事件》中分析了该事件对日本文学界尤其是唯美派的影响，文中引用了永井荷风批判明治时期肤浅的民主的观点。

周作人在荷风的“东洋人的悲哀”中找到情感共鸣，反复在文章中引用永井荷风的这一论述。但是由于个人兴趣的原因，周作人对荷风的小说评价不高，关注的仅是荷风的散文随笔部分。总之，这一时期我国对永井荷风的介绍是概述性的，与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已经有多个中文译本的作品集相比，同为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永井荷风小说却没有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