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开”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实践类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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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但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必须具有强大的财政能力，能够满足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要求，打破目前城乡二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将基本公共服

但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必须具有强大的财政能力，能够满足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要求，打破目前城乡二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社区去，”②韩俊.“政经分开”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J].农村实用技术,2014(09)：9-10。所以，城乡二元对立的制度模式是阻碍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关键，在全社会层面造成了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区隔关系，已然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如果要进一步推动政经分开的政策实践走向深入，就需要在整体制度设计上打破目前城乡对立的制度壁垒，在教育，医疗，卫生，户籍，土地，劳动力，物流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共享，搭建人财物平等化流动平台。

（三）全面的公共政策配套

目前政经分开面临诸多政策障碍，仅仅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壮大来看，“目前，很多农村政经分开之后，经济组织实现企业化，但是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承担较大的税负，但政府配套的优惠政策却不到位”③刘柳.“政经分开”的“枫桥探索”[J].中国老区建设,2016(01)：25-26。。此外，“目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农民手中的土地无法进行抵押和变现，这就大大制约了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经济组织的融资能力。”④卢宪英.“政经分开”改革及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对“南海模式”的分析与探讨[J].中国发展观察,2018(15)：52-56。有些地方政经分开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的确立和规范；农村集体经济股权量化改革中对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界定无法可依，基层政策缺乏法律的终极保护；农村股权抵押担保融资暂无政策支撑，金融机构暂不予贷款等。”⑤卢宪英.“政经分开”改革及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对“南海模式”的分析与探讨[J].中国发展观察,2018(15)：52-56。除此之外，目前对社会组织培育和发育的鼓励和扶持不够，相关体制机制依然没有放开，相关服务和福利依然没有跟上。

而且，有些公共政策制定者仅仅将关注重点放在社会保障“甩包袱”上，这种过于狭隘的思路仅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收支情况来静态看待“分蛋糕”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者应该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政经分开之后集体资产的增长问题，一旦采取政经分开模式之后，大量的集体资产独立出来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营，“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的这部分收益较之当前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部分而言，肯定要多得多，只要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各级部门看到这一点，政经分开的经济账无论怎么算都是非常划算的，从而政经分开的动力也就充足了。

（四）利益相关群体的一致性行动

基层群众、社区干部和街道干部三个群体对于政经分开的态度完全不同。从基层群众角度而言，不管是租金性收益还是经营性收益，他们都希望能够将所有的资金收益平均分配；政府干部则普遍认为所有的资金收益都应该保留在集体；县乡一级的干部对于政经分开表示极力支持。

对于基层群众而言，他们认为既然集体资产是每一个集体成员的，那就应该将成员资格落到实处，不管是任何一个渠道的集体收益，进行平均分配都是最好的选择。有些基层群众认为，只要任何集体收益的集中管理，都可能意味着被侵吞，挪用的风险，只有把各项收益全部分配干净，这种风险才能降到最低，可见对集体经济收益得平均分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这背后也显示了基层群众和基层干部之间信任感的缺失，以及基层群众对于制度性保障集体经济收益缺乏信心。

社区干部认为在当前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等方面依然保持城乡二元格局的情况下，各个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一旦独立开来，就可能意味着在公共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导致村庄公共服务供给陷入困境，造成“服务真空”的出现，意味着社区干部办事不力，在下一届民主选举中落选风险增大。而且，在集体经济组织独立出去之后，如果再试图通过集资的方式来化解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就变得异常困难，“集体行动的困境”会造成整个集资和众筹的过程成本非常之高，各种谈判和协调成本也没有组织愿意承担。所以对他们而言，将这些集体收益保留在社区或者小组层面，用于村庄学校教育、老年人福利、道路维护等公共服务供给，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集体经济》 网址: http://www.zgjtjjzzs.cn/qikandaodu/2020/0810/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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