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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村干部集体坐班后的隐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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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行政村具有活力，让村干部有主体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在当前全国中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要为村一级提供具有一定自主使用权力的“活钱”，比如成都市每年为每个行政村提供的村庄具有一定自主使用权的公共服务资金，就是好的尝试。

因此，必须寻求国家输入农村资源的安全、打击农村腐败与发挥村级自治、村干部积极性之间的平衡，给村级治理一定自由空间，将行政村建设成为国家自上而下要求与农民自下而上诉求相对接的平台。中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现象、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各级正积极跟进，正是体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

近年来，国家提出建设服务型基层组织，变管理为服务，在基层实践，特别是村级治理中却出现了服务主体性、积极性丧失的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村级变得越来越行政化20 18年，笔者到湖北省T县和X县调研，发现当前中部农业型地区村级治理的规范化要求也已经相当严格。让人意外的是，这也造成了一些基层的困扰。T县A村只有500多人，常年在村200多人。按上级要求，村干部周一到周六必须全天上班，周日村支书值班。除到镇上开会外，村干部必须在村部办公室坐班，县市和乡镇有关部门（组织部、纪委、扶贫办等）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不定期督查。此外，按照T县要求，全县所有行政村都要建面积不低于500平米的村办公大楼，建楼进度由乡镇每日公开、每日督办，不能按时完成的扣发村干部绩效工资。但在一般时期，每周也就两三个村民来找村干部办事或解决问题。村干部上班主要有三项：一是几乎每天都有村干部要到乡镇开会；二是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事务，主要是完成上级要求填报的各种报表；三是完成常规工作并“办事留痕”。对村干部工作的规范化要求，同时也是行政化的要求。本来村干部不脱产，上级要求村干部脱产坐班，湖北部分地方因此将村干部误工补贴的报酬改为工资，规定村支书可以享受乡镇副职干部待遇。具体各县情况不同——T县村支书一年的工资为3.9万元，其中大约一半为年终绩效考核工资。某村各项工作完成较好，村支书一般可以拿到3.5万元，副书记和妇女主任等工资为书记工资的80%，即2.7万元/年。正是村干部“误工补贴”变“工资”加剧了村干部的职业化、脱产化。X县某村村支书称：“现在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所有工作都要归到村里来管，并且所有工作都要办事留痕，要做详细记录，这样防止出现问题时倒查追责。没有留痕的工作要么是白做了，要么出事了就会追究责任。”有时做事情很简单，比如调解纠纷可以很简单解决了，“留痕”却很花功夫，因此，全村4个干部中有两个干部专门做材料。某村村支书指出：“现在农村工作既要搞工作又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不然就不知道犯了哪一条法规，被处分了还不知道为什么。”与对工作规范化要求相一致，近年来湖北部分地方要求村一级设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办事大厅，村干部坐班值班，要求村村都有阵地，就要建高标准的村部办公楼。T县要求每个村按最低500平米新建或改建村办公楼，我们调研的X县某村因为邻近县城，2016年所建村办公楼面积达2500平米，与村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合并建成，花费250万元，建村部用掉村里征地款200万元后还剩50万元债务至今未付。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上级要求村一级化解村级债务，要求村一级将所有能拍卖的集体资产都卖掉还债，有村集体甚至将村部也卖掉了。这两年一些地方又以建设阵地的名义，一律要求新建村部面积不得低于500平米。但T县A村总共才500多人，村干部才3人，500平米的村部，村干部人均办公面积可能大大超标，建好的村部将来可能无人使用。最近20年我们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遇到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折腾，比如，十多年前全国推行农村党员电化教育，每个村阵地都建好了，却很少能完全发挥作用。发掘村级治理的内生资源总体来讲，当前中国村一级仍然是熟人社会。除了外出打工者外，留村农民仍处于邻里亲朋熟人社会关系中。因此，当前村庄，不仅农民多有土地和住房，还有历史形成的各种熟人社会资源、乡村社会资本。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进行治理，除了一定要按规则办事，也要真正找到村庄节点性力量来满足村社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村庄最为重要的节点性力量有两个：一是“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一是未离开农村，又可以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后者又被称为“中坚农民”，是当前中西部农村最佳村组干部人选，他们了解农村情况，懂得农村实际，有能力解决基层治理各种问题。熟人社会的事都是具体的，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加之农业社会本身的季节性、农村事务的低利益密度和重复性较低的特点，就使得乡村治理必须要有很强的策略性，村干部必须要有较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只有如此，村干部才会用最低成本和最小代价来维系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高效服务。要让行政村具有活力，让村干部有主体性和主动性，尤其是在当前全国中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要为村一级提供具有一定自主使用权力的“活钱”，比如成都市每年为每个行政村提供的村庄具有一定自主使用权的公共服务资金，就是好的尝试。因此，必须寻求国家输入农村资源的安全、打击农村腐败与发挥村级自治、村干部积极性之间的平衡，给村级治理一定自由空间，将行政村建设成为国家自上而下要求与农民自下而上诉求相对接的平台。中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现象、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各级正积极跟进，正是体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